《禁忌的遊戲》:上帝未死，只是不曾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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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新發行的片單，其中之一，便是在法國新浪潮楚浮、高達等人之前，以詩意書寫聞名的雷尼‧克雷曼(René Clément)導演的《禁忌的遊戲》(1952，Forbidden Games；或譯《偷十字架的孩子》)。雖然克雷曼並不常與新浪潮運動產生聯想，《禁忌的遊戲》卻處處充滿楚浮《四百擊》(400 Blows)裡的電影流動時光感。相較於楚浮刻劃的男孩自尊又自卑的奇特矛盾心理，克雷曼《禁忌的遊戲》無疑地，已然展現這種孩童早熟與天真童稚的心靈劇場。






前後新浪潮，楚浮與克雷曼關注的都是相同的議題，成人世界的道德偽善，如何逐步侵蝕孩童世界的一方天真之窗。楚浮自傳式電影的敏感男孩安端，面對家園的破碎，學校的知識／道德複製，城市的非善，社會的成人律法欲加諸於其幼弱之身，新浪潮的控訴書寫的政治意圖是相當強烈的。對於這一切偽善體制的凌虐，安端最終極其後設意味地反視螢幕，是一種對權力／觀者的反身凝視(gaze)，我們從觀看他者的安全位置，突然被「看」回來，觀者自身存在的荒謬性，也在剎時受到極端地檢視。通過安端的回眸凝視，這幕看與被看之間的權力反寫，從此成了影史最經典的結尾之一。



雷尼克雷曼的控訴企圖，從電影一開始，便顯露無遺。所謂「禁忌的遊戲」，意指米榭與波蕾偷取十字架的兩小無猜遊戲。「十字架」作為一種象徵，指涉的是(基督教)文明與人類存在的想像關係。當十字架被偷取，遺落路上，玩耍式地用來塑立新墳，代表的是小孩尚未接受宗教／律法／文明的宰制，十字架對孩童而言，毫無象徵意涵可言，十字架不是基督，更非宗教，不過是橫豎的交叉擺位。


因此，米榭心不在焉地背誦《玫瑰經》，雖然精準無誤，卻不帶感情。當波蕾走進米榭家裡，望見牆上的基督聖像，她天真的問道：「那是誰?」旁人聽聞，驚訝的回答：「那是上帝，你怎麼可能沒看過？」小女孩回答：「我知道他，可是我從沒看到他過。」旁人聽了，又是一驚，「國王的新衣」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波蕾自然沒看到親眼上帝過，因此牧師教導她要用心祈禱，才能望見天國降臨。而聖經記載，「天國是屬於無邪的孩子們的」，如果有上帝，他們又何嘗需要「被教導」去認識祂？文明偽善對比童言無忌，這是克雷曼的針砭諷刺力道。



這樣的文明偽善世界，矗立於殘酷戰爭的烽火連綿，就更加寓意深刻了。戰爭，從來就是成人世界的終極荒謬之展現：他們說，男人說，打仗是為了企求和平，因為唯有「相互威脅，才能確保和平」。這種似是而非的道德謬論，通過孩童的眼光，顯得愚蠢可笑。波蕾與米榭不懂戰爭，正如同他們不懂十字架的象徵意涵。可是，他們又何嘗需要懂呢？尼采說「上帝已死」，這還不是一個極端的說法，對小孩來說，「上帝根本就不存在」(既未曾存在過，又怎麼會死？)，正如同「戰爭毫無意義」一樣。

以是觀之，《禁忌的遊戲》，原是亞當夏娃的「禁果遊戲」的終極翻轉反寫。藉由偷吃禁果(forbidden fruits)人類的始祖違逆了上帝不可凝視之意志；米榭與波蕾偷取十字架，違抗的並不是上帝的存在—而是毫不自覺地—打破上帝／人類這一層虛假的想像權力關係。最終，偷取十字架(而非十字架本身)的行為反成了一種象徵，諷諭「所謂文明及其戰爭」的內在虛構性。



《禁忌的遊戲》結尾和《四百擊》一般，皆是震撼人心的永誌經典。米榭以為吐實十字架的地點，便能換取波蕾安全，免於送去「這是為她利益最好著想」的孤兒院。這不過又是成人世界偽善的另一實證。當耶佩斯的吉他聲起，小女孩淚眼狂奔喊道，mama、Michel、Michel、Michel……卻已經沒有米榭天使來拯救她了。有的只是，即來的偽善與冷漠，冷冷地等待著他們。